政治体制改革开篇之作

--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体会

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至今备受学术界关注。应该说这篇讲话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人对现行政治体制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和批判态度。如何解决领导制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邓小平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

一、邓小平80年讲话与86年有关政治体制改革讲话的关系

在谈到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时，人们自然就联想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认为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但在此后六年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被放下了，因为当时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在1986年6月10日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时经济情况以后的谈话。当时邓小平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此后，在9至11月短短两个月内，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曾四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应该说这四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所涉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等，都可以从80年谈话中找到依据和详细阐述。所以，确切地说80年谈话应该是文革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篇之作。

二、80年谈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依据

邓小平在80年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作为一名经历过文革等运动老共产党人，邓小平深刻体会到移植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众多弊端，这些弊端如果不及时根除，就无法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社会经济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客观要求。经过六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更是深刻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邓小平在1986年会见竹入义胜时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会见雅鲁泽尔斯基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在会见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80年讲话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改革的方向

80年讲话的内容主要涉及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党政分开、干部年青化、反对官僚主义、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问题，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将改革矛头主要集中在具体的领导体制上。应该说讲话所指出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特权现象在今天未能得到有效消除，甚至部分现象有抬头的趋势。

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它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1986年邓小平会见竹入义胜时又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他又指出：“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那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应该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比以往更迫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政治体制。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主导的领导制度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仍然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在扎实稳步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农村民主选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正有序开展，并逐步被人们所熟知和认可。

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中曾根康弘时曾指出：“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应该说，干部“四化”的目标已经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初步实现了，其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也将在党和国家的主导下，在新的世纪稳步、深入进行下去，并将迎来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春天。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