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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服刑的牢房一定很大，应该颇有今天高干病房的规模，单间是肯定的，且必得走得下牛车。不然，他一个失去自由的残疾人如何去查阅那么多非正统的竹木文件，怎么完成《史记》那样浩大的写作工程？

想起程邈。他本是秦朝一个小小的县狱吏，一不小心得罪了秦老大，居然在监狱里钻研起枯燥的字体。经过十年的琢磨，他一改小篆的繁杂，造出了三千个隶字。秦老大一高兴，直接将他提拔到中纪委（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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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东坡无人堪比的绝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众所周知，赤壁之战是曹操的“滑铁卢”，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错误战争。但之于一肚子才气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如果没有经历多“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生苦难，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许会因此大打折扣，也很难写出“大江东去”这样撼动人心的经典体悟。光辉的岁月永远属于过去，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只是我们经常为世俗的诱惑迷住了眼睛，挡住了清澈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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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的真，才有了不朽的魏晋风骨。但曹操更是个政治家，当一帮文人给点阳光不灿烂，反倒上窜下跳指桑骂槐危及曹魏政权时，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头痛病犯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祢衡不过是一个有点才气的狂傲少年，颇有点愤青的味道。被孔融捧起来之后，更变成了一杆好使的枪，以随口叫骂为职业，这样的人掉脑袋，一点都不让人同情。孔融的自我感觉太好了，论文章，比起曹操高明不到哪里去，论地位，也是笼中之鸟，好好的政治花瓶不做，非得处处跟领导对着干。更可怕的是他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股让曹操担忧的反动文人势力，可是他全然没有看清楚其中的厉害，可见他的政治弱智。杨修的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接班人已经内定了，你装装糊涂搞搞文学多好，非得跟着没有希望的政治候补队员那么张扬的鞍前马后地忙活，不死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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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和稽康是好朋友。但在复杂的政治旋涡中，阮籍的表现比稽康聪明多了，他虽然心里和稽康想得一样（为你司马家做事，很郁闷，很不爽，我不愿意），关键时刻却借酒装疯，主动示弱，拒绝了与司马家的联姻和送官美意（你看看我这样一个酒鬼，怎么做官，怎么有资格和大老板结亲）。集美男子、诗人、铁匠与一身的稽康直白得可爱，该发的郁闷照发，该做的事情照做。他不仅冒险与司马家的对头曹家结亲，当好朋友山巨源受司马昭的指示来怂恿他作官，他居然发表了与好朋友绝交，换言之与司马昭叫板的公开信。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全朋友的前途牺牲自我的选择，我看还是性格使然。因为稽康有他的人格低线。

该糊涂时不糊涂，不该糊涂时太糊涂，这是古代一部分中国文人性格的集体悲剧。